1949年8月4日下午，湖南军政首领程潜、陈明仁发表宣布正式脱离政府的起义通电，表示加入人民民主政权，共同为新中国而奋斗。第二天晚上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46军138师，兵分三路进入长沙城，湖南由此宣告和平解放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湖南解放事业的成功，因为全省还有土匪武装共约26万人（含地方武装在内，这个数据出自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》，除去收编的8万人，实际歼灭18万人），其中成百人、上千人集股行动的就有170多股，这些土匪武装，遍布湖南各地，尤其是湘西地区，以及常德、邵阳、郴州、零陵、湘潭等地的边沿地区，基本上被土匪所盘踞。
解放初期，湖南的土匪武装不仅数量庞大，而且情况十分复杂，就其性质而言，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四种：
1、政治土匪。这是出于对抗新生人民政权政治目的组成的土匪。在直接、间接控制和指挥之下。其中包括一部分的溃散军队，一部分地方专员、县长、保甲长所掌握的反动地方武装、自卫团、自卫队，白崇禧集团撤退前编组的暂编“军”、“师”、“游击队”和有计划安置的特务武装等等。
如活动于安仁、茶陵、攸县一带的最大股匪“湖南人民自卫救国军第一纵队”霍远鹏部，就是安置下来的特务武装。霍远鹏是军少将，1949年4月南京解放之后，他奉命带着1000多名警察，潜伏湘南山区，企图建立根据地，与解放军长期对抗。后来这股匪特武装吸收了一些军溃散武装，发展到了2000多人。又如交警总队东南办事处主任王春晖部，“湖南人民自卫救国军南岳纵队”左大凌部等，也都是白崇禧集团撤退之前留下来“坚持敌后游击”的。有的股匪则是由派遣特务所控制，如湘西的暂编师大多数由特务操纵掌控，这些政治性匪特武装，占了土匪的绝大多数。
2、封建土匪。主要指封建地主，“苗王”和帮会所掌握的武装。这类武装割据一方，占山为王，与政权也有矛盾，但在政权剿抚并施的情况下，多成了反动派劳动人民，对抗解放大军的帮凶。湘西苗族大恶霸、大地主、自称“苗王”的龙云飞所控制的武装，就是典型的封建土匪。长期以来，龙云飞为了维护其“苗王”的统治地位，控制、奴役、压榨苗民，一方面挑拨苗汉矛盾，制造民族纠纷，以此对统治当局施加压力；另一方面又利用自己掌握的武装，大肆苗民的反抗，以此获得当局的信任。后来龙云飞果然当上了委任的师长、国大代表。湖南解放时，他在湘西七县成立“湘西救国军”，自任总指挥，有人枪3000余。
又如杨永清、潘壮飞、杨春圃等匪部，都是湘西大帮会“楚汉宫”的帮会武装，原来主要是维护各地的帮会利益，与也有矛盾，但当杨永清等大开山堂，大力发展“楚汉宫”势力后，则对他予以收买，加封大龙头杨永清为湘西纵队司令兼芷江警备司令，分封副龙头潘壮飞、杨春圃为湘西纵队副司令。
3、经济惯匪。这是指在官、绅、匪三位一体压榨下，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，以获取金钱和物资为目的，专靠抢劫为生者，以及为报私仇落草为寇者。这类土匪本来大部分没有政治色彩，但势力较大者，也多数被诱惑、拉拢，演变为政治土匪。
如晃县的姚大榜（即电视剧《乌龙山剿匪记》中田大榜的原型），出身于二十四代相传的土匪世家，祖祖辈辈，世世代盘踞晃县一隅，以抢劫为业。其本人1949年67岁，已经当了几十年的土匪，湘西群匪中要数他“匪龄”最高，为匪资格最老，其他匪首莫不“敬”他三分。当局也曾几次请他出山做官，“共商国是”，他都谢绝了。但在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，姚大榜为了摆脱被歼灭的命运，终于投靠，成了反动派的忠实走卒。
4、反动游杂武装。解放前夕，湖南许多失意旧军官、政客、野心家企图捞取政治资本，纷纷拉杆拖抢组织武装。这种武装具有很大的投机性，态度游移不定。其中大多数经过地下党做工作，投向了人民，一部分则被收买拉拢， 成了土匪。如尹立言，本来是一个失意军官，为了投机，1948 年回湘组织武装，得到李济琛的军代表认可后，在湘中一带纠合一些土匪， 招募一些失业青年学生，成立了“西南联军”，自任总司令，人枪发展到7000余。
解放前夕，地下党曾派人做其工作，他也表示愿接受领导，可是长沙和平解放后，尹立言又被白崇禧派人以金钱收买，收编为“独立第一师”。九月上旬，尹立言在衡阳见到白崇禧，白崇禧即升他为新8军军长。白崇禧集团败退广西之前，又指令他在湖南“坚持游击战”， 并委任为“救国军游击司令”。至此，该部即成了最大的一股新生长的，与人民政权顽固对抗的土匪武装。
以上几种性质的土匪武装，并不是截然分开，固定不变的，他们之间既有联系，互相掺杂，又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，往往一股土匪武装几种性质兼而有之，到解放初期，基本上趋于政治化了。这些土匪武装在地域上分布面很广，几乎每个县、市都有。
鉴于湖南严重的匪患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在中南军区的领导下，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，指挥所属部队从1950年春期开始，对成规模的股匪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进剿。这便是著名影视作品《湘西剿匪记》和《乌龙山剿匪记》的历史背景。
